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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,40岁生日快乐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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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开始,深圳这座本就不缺关注的城市,或许将一直处在聚光灯下。今天是深圳经济特区40周岁生日。


回顾过去40年,人们习惯于惊叹深圳所创造的奇迹。的确,从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为现代国际化都市,辉煌属于深圳。

然而,辉煌的背后,更多的是那些彷徨、犹豫、纠结与波折,那些思辨、碰撞、探索与谋划,还有那些众多鲜为人知的艰难。



千年城史

“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国际大都市”,这是描述深圳最常见的说法,无可否认,这句话非常有感染力,也让在很多人认为,深圳就是横空出世的现代商都,“一夜之城”成为深圳的形容词。




实际上,深圳在改革开放前并不是一个小渔村。历史选择它,绝非偶然。
  
先从“深圳”这个市名说起。从目前所能查到的史料来看,深圳这个地名古已有之。最早被史籍记载是在清朝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《新安县志》,在地里志内“墟市”条目下的“深圳墟”,“墟”是集市的意思,而“深圳”作为地名,从那时算起至少已有332年。

当年的“深圳墟”是广东省内著名的集市,其富庶和繁荣程度远超周边。这主要得益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,深圳正处于几条主要河流(深圳河、大沙河、双流河、清水河)冲刷的平坦谷地中心,同时,还有三条连接香港的道路(元朗至惠州、南头至沙头角、布吉至九龙)。

“深圳墟”拥有东、南、西、北四门,最繁荣的是东门一带。现在深圳的东门老街,便是经过数百年商贾集市和文化历史积淀,才形成的商业旺区。如今,当你走在东门老街上,看到那幅巨大的铜版浮雕《老东门墟市图》,或许能找到当年“深圳墟”繁荣印记。

自清初直到民国期间,“深圳墟”逐渐发展成为约三十五万平方米的小城镇规模,拥有火车站、骑楼、二百多间商号店铺等。民国二十年(1931年),“深圳墟”设立“深圳镇”。

因“深圳镇”商贸发达、人口兴旺、连接广九铁路而交通便利,1953年,宝安县县政府遂由南头古城迁至“深圳镇”。1979年,宝安从县升为市,因深圳镇知名度远大过宝安,于是宝安便更名为“深圳”,市名也因此沿用至今。

深圳的别名“鹏城”之源,也可以证明,深圳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沃土。关于“鹏城”的由来,有象形之说,从地形来看,舒展的大鹏半岛和九龙半岛,构成大鹏湾两翼,极像庄子《逍遥游》里“其翼若垂天之云”的大鹏鸟。在中国文化里,大鹏鸟是富有刚猛之气,向往自由的神物。当然,这些都是对图腾寄予崇拜和美好寓意的存在。

拨开浪漫主义的云雾,还有一些理性的分析认为,“鹏城”是“大鹏所城”的简称。“大鹏所城”是明代为抗击倭寇而设立的“大鹏守御千户所城”,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(1394年),距今626年。

在明清两代,“大鹏所城”是南中国海防军事要塞,多次抵御和抗击葡萄牙、倭寇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。金戈铁甲,物换星移。人杰地灵,古城依旧。如今,大鹏所城是深圳唯一的国家级文保单位,其历史文化地位可见一斑。

寻根溯源,深圳的历史还可以将其向前推7000年。或许大多数人都不曾想到,在这个城市,还能找寻到原始社会时期的印迹。经过深圳文化文物工作者大量艰辛工作,这一时期的遗址目前已发现有咸头岭、大梅沙区、大黄沙等40余处,出土的石器工具、陶器用具残片可谓车载斗量,这些文物无一不尘封着千年故事。

如此来看,那些认为深圳年轻的观点,只是一孔之见。当然,7000年前那方人类探索基本生存的土地也不曾想到,经历漫长岁月,这里会重新聚集人气,开启探索人类高质量延续的新征途。
 
蛇口试验

有人说,想读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,那么要先读懂深圳特区史,而要读懂特区,就必须读懂蛇口故事。听起来是有那么一点拗口,但抽丝剥茧,它们确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。

蛇口,一个仅有2.1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,却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它的故事,得从改革开放前说起。
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国内形势趋于安定,中国高层领导人一改以往很少出访的惯例,兴起一股出访热。特别是1978年,副总理和部分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,先后访问超50个国家和地区。

大规模的出访,让这批高层领导真切体会到中国与国外的差距,无论是运行体系、基础设施还是工业化程度等,中国都被甩在后面。看着那些新奇和先进事物,他们兴奋之余,更多的是焦虑和反思,危机和紧迫。

后来被称为“蛇口之父”的袁庚是1977年西欧访问团的一员,那时他岁逢花甲,时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。回国途中,他与时任交通局局长叶飞不停思考和商量,希望找到突破口。他们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“香港招商局”,这时的“招商局”,仅有十几艘不能运营的旧船。

创建于1871年的招商局,是由晚清中性大臣李鸿章上书设立,主业轮船运输,巅峰时期,招商局还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事业投资商,先后创办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,涉及煤矿、保险、铁路等。历经百年浮沉,招商局却从辉煌逐步走向边缘化。

不过,招商局的命运从1978年开始转变。这年6月,袁庚受命赴港检查招商局工作,明为检查,实则是摸家底。两个月后,一份《关于充分利用相关招商局问题的请示》由交通部直呈中央,其中提到,要冲破束缚,放手大干,把招商局发展成为综合性大企业。仅几天时间,报告便得到中央批复同意。

袁庚被任命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,全面主持招商局工作。做事果敢、性格开放的他一上任便直接进入工作角色。袁庚熟知深圳和香港情况,他很快意识到,香港寸土寸金,地价昂贵,要在香港买地搞建设,那将不堪重负。敏锐的他迅速把目光看向内地,并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:在内地沿海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基地,既可以利用内地土地和劳力,还可以有效结合香港地区及外国资金、技术等。

袁庚的设想得到交通部和广东省政府的赞许。选址工作也很快推进,当时有沙头角、蛇口、大鹏湾三个备选。

1978年12月26日上午,袁庚第一次带领香港招商局一行人乘坐快艇,来到蛇口。那时,他们眼前的蛇口,只有荒芜的滩涂、到处乱窜的老鼠、破败的红砖瓦房和留在家里的妇孺。不过,袁庚认定了,这里就是他试验的梦想之地,这一来便再也没离开过。

关于选址,有个有趣的细节。1979年1月31日这天,袁庚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做汇报工作,当提到要画出一块地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时,他随手呈上一张《香港明细全图》。

李先念凝思片刻,便用铅笔在地图上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,用力划了两条线,“这个半岛,都给你。”袁庚并没有兴奋,反而被吓坏了,这个有50多平方公里的南头半岛,他不敢要。最后,只圈定半岛南端的蛇口,仅2.14平方公里。

很多年后有人问袁庚,当初没要南头半岛,而只要这么一小块地有没有后悔,袁庚连忙摇头解释,“这不是想不想要的问题,而是敢不敢要的问题。我没有那么大胆量要整个南头半岛,国家能给予一个企业这么大的自主权,作为领头人,我是要负责任的。”

的确,一个企业在相对独立的区域开发、经营、管理,并屡屡打破原有体制,这在中国城市史上还是首次出现。

1979年7月,沉睡上百年的蛇口,被震耳欲聋的开山填海炮声炸醒,蛇口五、六湾间通道被打通,一个崭新的外向型工业区在这里诞生。这既是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图动工的第一炮,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深圳特区建设的第一炮。
  
此后,蛇口不断在新领域破冰前行,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开放“试验”“变革”都曾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绽放:分配制度、土地制度改革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、住房改革、招标制度等,这些都形成世人瞩目的“蛇口模式”,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有力借鉴。

这里还诞生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等脍炙人口的口号,并成为蛇口精神和蛇口速度的代表,后来发展演变为深圳精神。至今,这句口号依然矗立在蛇口,散发着它强大的感召力。
特区由来

在蛇口工业区风风火火创建的同时,一个更大的开放计划正在酝酿。

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。会上,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、省长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时提出,希望中央给点权,让广东先放手一搏,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侨乡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,鼓励华侨、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。

邓小平十分赞同,并坚决回应:“中央没有钱,可以给些政策,你们自己去搞,杀出一条血路来!”。新建加工区问题得到应允,但针对命名,当时还引起一番争论,僵持之下,邓小平言出如山:“还是叫特区好,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!

有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,有了“杀出一条血路”的指引,深圳特区就这样诞生了。正式获批的日子在1979年7月15日。因此,1979年也被称为“深圳元年”。


其实,成立特区的缘由,除了当时对国际形势的新认识和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,还有一些摆在面前的现实因素。

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到深圳进行调查。在深圳建市和特区成立前,深圳是广东省宝安县的县城,人口不到3万,城内只有一条窄小的东门路街道和两旁旧房子。在当时中国众多的县城和乡镇中,深圳算较贫穷和落后的,有的老百姓温饱都成问题。

吴南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令人深思的现象。在深圳的边界,离罗湖口岸近在迟尺有个罗芳村,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也有一个同名的“罗芳村”。两村虽同名,但差距甚远,特别收入水平尤为明显,深圳人均年收入是134元,而对岸却有13000元,相差百倍。

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,吴南生终于明白邓小平的意思,这也是当时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共识。创办蛇口加工区正是与这个思路不谋而合,才能顺利开展。而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,更因此变得顺理成章。

吴南生义不容辞担起了筹建特区的重任。他的第一件事是研究、起草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特区条例》)。1979年8月,也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获批的半个月后,吴南生牵头的《特区条例》)的起草工作就开始了。前后花了一年时间,做了10多次修改。最终在1980年8月26日,获得全国人大通过。从法律意义上,这标志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正式成立。

国外也引起巨大反响,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发文惊叹道,“铁幕拉开了,中国大变革的指针,正轰然鸣响。”

艰难与辉煌

作为探路者,每前进一步,都在劈开荒野的荆棘,闯过险恶的险滩,其艰难可想而知。

深圳特区建设初期,需要解决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资金、物资、干部、劳动力等发展要素,在计划经济体制下,这些无一不是冲破旧重围。

比如过去政府一直信奉的“既无外债,又无内债”的模式就被打破。设立特区,当时中央的态度是“只给政策不给钱”,这让吴南生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他向港商或外资银行借钱屡屡碰壁,无计可施只好又转头向内。有次,趁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来到深圳考察,他连忙诉苦说,没有“酵母”做不成面包,请求国家能给点贷款。


3000万元,谷牧爽快的答应了。说服谷牧的原因,是吴南生关于罗湖开发的设想,因为吴南生意识到,贷款只能解决燃眉之急,城市发展还需大量资金。经过与工程师等研究讨论,吴南生决定借鉴香港地区及国外经验,采取“滚雪球”方式,用小钱干大事。

先开发0.8平方米的罗湖小区,开发后,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,每平方米收入5千港元,总计可收入约20亿港元,如此一来,深圳开发这一大盘大棋就活了。
  
有了这3000万启动资金,纵横深圳东西的深南大道顺利建成,这条大道至今仍被视为深圳的“长安街”。而80多万平方米的罗湖山被夷为平地,低洼处被填高了几米。昔日低洼泽国,更变成车流穿梭、高楼大厦林立的新城,这些都为特区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。罗湖也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性城区。

其实,从深圳成立特区以来,质疑就从来没有断过。一份在1982年年初呈交给中央的调查报告对深圳作出这样的结论,“引进外资成片开发,要警惕有形成变相租界的危险。”

各种质疑纷涌而至,深圳顶住压力继续推动改革。然而,他们更渴望得到中央的正式认可。

1984年1月24日,对于深圳人来说,是个特殊的日子。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来到深圳,当他站在深圳当时最高的国贸商业大厦22层天台上,他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。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向邓小平汇报了特区建设的发展情况,随后还参观了当时富甲全省农村的渔民村、蛇口工业区等,原以为邓小平会有一番指示,但他却只听、只看、不说。

接着,邓小平马不停蹄去了珠海,并提笔写下“珠海经济特区好”。这让深圳感受到巨大压力。于是,深圳立马派员一路追随邓小平到广州珠岛宾馆,希望得到他的评价。2月1日恰逢大年三十,邓小平终于挥毫为深圳题词,“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,我们建设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。”落款日是1月26日,他离开深圳的那天。

有了这句话,深圳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。邓小平的视察,结束国内“要不要办特区”的争论,同时对推动全国开发新格局形成发挥重要中国。1984年5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一口气开放沿海14个城市。深圳,不再孤军奋战。
一路高歌猛进,深圳已悄然崛起,做出许多在新中国堪称第一的创举。“第一个商品小区的诞生”、“土地拍卖第一槌”、“率先实行工程招标承包制”、“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”、“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成立”……能列出的事例还可以更多,这些只是管中规豹。
  
到了90年代初,在苏联解体、东欧剧变的国际形势下,作为前沿阵地的深圳又被推上争论浪尖。

可喜的是,邓小平又来了。1992年1月19日,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乘火车来到深圳。这次他待了4天。作为跟随邓小平一路采访的唯一记者,时任《深圳特区报》副总编辑的陈锡添用心记下老人每一句话,甚至每个细微表情。

后来,在陈锡添那篇著名长篇通讯《东方风来满眼春》里,一系列重要讲话被独家披露,这些讲话就是以后证明对中国未来进程有着决定意义的“南巡讲话”。

邓小平这次到深圳,充分肯定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,肯定创办经济特区的方针是正确的。他讲道,“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,深圳的建设成就,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,特区姓社不姓资。”“改革开放动摇不得,继续发展,人们生活要不断提高,他才会相信你,才会拥护你。”

开弓没有回头箭,就此,深圳再次推动全国改革的步伐,一路前行。“南巡讲话”后,中国又开放了13个沿边城市,他们与沿海城市会师,共同画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同心圆。

走过了创业初期的激情,深圳已经圆满完成当初设定的“窗口”“试验田”“排头兵”的使命,进入21世纪这个全新年代,深圳又一次站上了十字路口。

2000年10月,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突然下发文件,深交所A股新股发行及上市停止,并全部转移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。这个举动,让深圳经济走入寒冬。与此同时,中兴、华为、招商、平安这四大金刚将弃深赴沪的传言沸沸扬扬。


2002年11月,28岁的呙中校分别在人民网“强国论坛”和新华网“发展论坛”贴出长达1.8万字的《深圳,你被谁抛弃》。这篇文章如一枚深水炸弹,引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集体情绪。

文章分析指出,深圳自身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尴尬局面的更深层次原因,问题在于国有经济改革迟缓、政府部门效率低下、治安环境日趋恶劣等。

经媒体广泛报道,《深圳,你被谁抛弃?》逐渐演变成一场特区“走向何处”的大讨论。不同的人,用不同的方式忧虑这座城市的未来。

回看深圳特区这一路走来,总是不断的理清思路,重拾信心,出发,又再一次出发。40年发展,事实证明,深圳非但没有被抛弃,反而创造诸多让举世瞩目的奇迹。从只有3万人的边陲小镇,到人口过千万的国际化大都市;从城区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扩大到2000多平方公里,GDP从1979年的1.79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.69万亿元……这份成绩单很长。
  
如今,深圳特区已四十而立,对于一座城市来说,四十年非常短暂,但能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,举世罕见。因此,很多人认为,深圳还远没有达到它的巅峰状态,从“经济特区”迈向“先行示范区”,进而成为具有竞争力、创新力、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,它还肩负着更多使命。


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。1979年的“春风”孕育了深圳,1980年的官宣催生了深圳,今天,深圳特区40岁生日,我们期待另一阵“好风”再度吹来!

注:图片已获得【左氏文化传播机构】授权 ,转截请联系原作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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